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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作者:admin2014-11-17 10:30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给了我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我一看就爱不释手、辗转拜读,受益匪浅。文学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近30年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文学地理学会通》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展现了杨义先生在这门新型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心得。他运用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地气”、“三维空间”、“太极推移”、“剪刀轴”等这些新概念,对今后我们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一、地理基因与少数民族之家族文学
       基因又称“遗传因子”,是遗传的基本单元。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地理基因是个文化概念,指地理因子对人的思维、生活、文化创造等方面的影响。正如当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学者邹建军教授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一文中指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 。黑格尔也说过:“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所经历的生活地理环境对其思维、精神必定会产生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封闭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许多民族作家创作的个性心理。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这些作家的审美心理,形成不同的审美取向。文学发生学中的“地理基因”,即作家成长经历中的故乡地理环境、当地人文文化传承、风俗习惯积淀为作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审美记忆,乃至形成他整个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决定其审美题材选择上的乡土情结,并最终体现为审美风格的地理约束或地理特性。用杨义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学创作所接的地气,用地理基因这个概念重新审视研究中国文学。即考察土地的气息,包括山灵水怪、草木精灵、气象民风,由此产生的原始信仰和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民族家族代复一代的文化传承和流动等,对文化学者的精神渗透、滋育和植入文化基因。(杨义,《重绘中国文化地图》)少数民族中的家族文学创作就直接受到这种地理基因的影响。
       家族文学,指一个家族内部产生数个递相传承、彼此影响的作家,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特点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家族当中出现多个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是常见的事,如三国曹氏父子、东晋谢氏家族、北宋三苏、明代公安三袁等。这些文学家族,声名煊赫,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家族文学主要出现在一些受汉文化濡染较深的民族当中,如明代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清代贵州布依族莫氏家族、明清时期湖北恩施容美土司田氏家族等。
       从田九玲开始,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康雍时代的200多年里,鄂西容美(今五峰)土司田氏家族内部,连续6代共涌现了9位诗人,而且人人有集。这一“田氏诗派” 诸诗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武陵山脉的壶瓶山北翼,壶瓶山横跨湖南石门,湖北五峰、松滋、枝江、宜都等县,群山巍峨、奇峰挺拔、植被茂盛、鸟语花繁,李白流放贵州路过石门曾留下“壶瓶飞瀑布,洞口落桃花” 的千古佳句。田氏家族长期生活在壶瓶山崇山峻岭间,奇峰幽谷令他们眼迷心醉、风物传说使他们耳熟能详,即使一次次远离乡关浪迹天涯,其难以排解的乡土情结仍是铭心刻骨、梦绕魂牵。“才到红尘又忆山,山中丛桂待予攀。”(田九玲,《归五峰庄作》) “丹丘风雨气萧森,石径迢遥路转深。总为青山堪避世,还因仙院可持心。”(田宗文,《登山以以留山院》)“性不欺云壑,情憨景自新。山山堪作画,岸岸可垂纶。”(田舜年,《山居五》)像这样的诗句在田氏家族诗人创作中比比皆是。家乡的每一处山川都是一幅好画,每一处溪岸都是一幅美景,是田氏诗人们栖息赏月、谈诗论赋的好地方。容美土司处于武陵山通往江汉平原之门户,荆楚文明在其东,蜀文化在其西,数千年来,巴风楚雨浸润不已、民间文学盛传不衰,自然神祇、祖宗灵异被人们顶礼膜拜,文狸赤豹、幽篁山鬼与人们相携相伴。其审美基因、文化基因都离不开最初的地理基因。“田氏诗派”所创作诗歌 反映出的男耕女织的羲皇古风、天地神祇的多元图腾、啸歌弦诵的文化传承、婚嫁丧葬的喜泪悲声、辗转流徙的命运跌宕、生离死别的心灵苦痛……(邓斌)都是田氏家族诗人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中而打下的深深烙印。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号杰夫、寿民,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和教育家,善诗文,诗风淳朴,留有《贞定先生遗文》、《示诸生教》等文集。莫与俦第五子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紫泉,晚号眲叟,为清代著名学者,精研经学、汉学、声韵学、训诂学等,并擅长书法、诗词,平生著作很多,遗诗近千首,以山水诗及生活小诗最引人注目,集有《郘亭诗钞》、《郘亭遗诗》、《郘亭遗文》、《影山词》及《黔诗纪略》等。他从小勤奋好学, 3岁识字,7岁读《毛诗》、《尚书》、《戴记》等,深受父亲喜爱。七八岁时,他看到自家宅屋隐约在山水竹林间,有感于晋代谢朓“竹外山犹影”的诗句,触景生情,建议父亲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堂。道光三年(1823),莫友芝随父到遵义,在湘川书院就读。当时,遵义府郑珍(字子尹)与莫友芝同窗共学,从事文字学、经学的研究,志同道合,相互切磋,成为莫逆之交。道光十八年(1838),莫友芝28岁,与郑珍合作受聘修纂《遵义府志》,历时4年而成。《遵义府志》共48卷,33目,附目14,共80余万字。它如实反映了遵义地区千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状况。由于资料翔实、考证精细,该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第一府志”。《清代通史》将其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媲美。评曰:“《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援证精确,体例谨核。时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在编纂中,因疏忽原汉晋时遵义所属地名“郘亭”未做认真考证,他为警醒自己,自号“郘亭”,以示终身不忘。莫友芝弟莫庭芝,字芷升,号青田山人。他也是清著名教育家,精文字学,善诗词古文,词的艺术造就较高。文学著作有《青田山庐诗集》二卷、《青田山庐词》一卷。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茅盾提出的。(李鸿然)几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像中国文学研究一样,注重的是对时间纬度和精神纬度的探讨,忽视了对空间纬度的研究。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壮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彝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我们读了这些已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就不难得出上面的结论。像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的鸿篇巨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分为上下两卷,130万字,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论。论中有史,史中有论,史论结合,可谓相益得彰、自成体系。上卷通论八章,论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语境、现实空间、写作资源、文学关系,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艺术追求,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品格、整体风貌成就,并从不同角度系统地阐释了它的发展轨迹、主要理念、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
三、太极推移与民族文化之交融
       民族和文化一方面是静态的,另一方面又是变化移动的,但不管如何移动,都有个中心。杨义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一文中提出了“太极推移” 理论,认为“太极推移”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千古延续的基本原因。他说:中国思想以“太极”为本体,极神秘,又极高明。因为它并非抽象的、凝止的理念,而在永恒的存在与非存在中,蕴含着动与静两种潜能,在看似静止的地方,却以“反者道之动”,自生动能,一分为二,又分为三,化生出现象界的万事万物。在此“一、二、三、万”的摩荡推移中,“互为其根” ,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文学地理学会通》,392)这个理论也适合用来考察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历史和文化。如发源于我国的世界性民族——瑶族和苗族等,苗族、瑶族本是蚩尤之后,原居住在黄河、淮河流域,蚩尤与皇帝、炎帝逐鹿中原失败,苗族、瑶族就不断向南迁徙,从黄河、淮河流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洞庭湖一代,尔后又从两湖流域向岭南、云贵迁徙。这种迁徙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完成了,而是经过长时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断地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之间来回推动,和汉民族、百越民族等其他民族不断交融竞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是容不得忽视,更容不得阉割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
       苗族、瑶族、畲族都是盘瓠之后,以盘瓠为自己的始祖,但这三个民族都有盘古传说故事的歌谣。苗族的《盘王歌》歌词唱道:“记起盘王先记起,盘王记起造犁耙;造得犁耙也未使,屋背大圹谷晒芽。记起盘王先记起,盘王记起种苎麻;种得苎麻儿孙绩,儿孙世代绩罗花。记起盘王先记起,盘王记起造高机,造得高机织细布,布面有条杨柳丝……”(袁珂 6)瑶族民间的《寻亲歌信·说古》中是这样唱的:“开天辟地是盘古,劳苦功高传后世。要知盘古岁多少,烧香祈祷问玉帝。盘古玉帝同出生,同年同月同日时。盘古之时立天地,又有天皇十二帝……尧天舜日岁岁春,名扬后世天下闻。高朝百岁乱纷纷,贬了盘瓠位陷论。周朝八百六十春,苗瑶造反闹天昏。”(赵廷光 22)福建畲族《盘瓠歌》开头便是“盘古开天苦嗳嗳,无日无夜造成来……盘古开天到如今,一重山界一重人” 。再说到“当初皇帝高辛王,出朝游睇好山场”的盘瓠故事,这些民歌都把创世神盘古与民族始祖盘瓠联系起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可见苗族、瑶族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强大影响并吸收了其他兄弟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彝族文化、壮族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等等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这些兄弟民族文化的根,是“太极推移”的中心。兄弟民族文化则作为一种“边缘活力”,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厚度和宽度。
       除了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会通》还提出了“江河源文明” 、文学地理学的“四个效应”等等,读来有百科全书的感觉。他既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担任过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对中国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都十分熟悉。要建立“大文学观、大国学术” ,就必须重视少数民族文化这种“边缘活力”的效应,注重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互动的考察,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把少数民族文化完整地融入到中原汉文化版图。杨义先生心里确实揣着一个大国学术之梦,就是他说的“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地图”,“显示我们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才能“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深度的文化对话”,发挥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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